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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理:与群众“共事”,写作才能“得劲”

2021-09-08 15:11:27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责任编辑:赵勇 字体:

      作者:赵勇(中国赵树理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设法把知识分子的话翻译成他们的话来说”

  1943年5月,赵树理写出了《小二黑结婚》,但出版遇到不少阻力,直到彭德怀读过稿子,写了一张“像这种从群众调查研究中写出来的通俗故事还不多见”的条子之后,此篇小说得以面世。是年冬天,赵树理读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异常兴奋。他又写出了《李有才板话》和《李家庄的变迁》。

赵树理:与群众“共事”,写作才能“得劲”

赵树理  资料图片

  赵树理会讲故事,语言鲜活生动,这种写法很快引起周扬、茅盾、郭沫若等人的注意,他们撰文评论,赞不绝口。1947年7月,晋冀鲁豫边区文联连开16天会,集中讨论赵树理作品,然后由陈荒煤执笔,发表了一篇《向赵树理方向迈进》的文章。此文不但提炼出“赵树理方向”这一口号,把赵树理的创作成绩与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的贯彻落实联系在一起,而且还首次披露了赵树理本人的一个说法——“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从此往后,这一说法便成为赵树理创作的成功标签,也成为“赵树理方向”的有效注脚。

  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重写文学史”的讨论中,这一说法曾被称为“小儿科”,有研究者甚至说:“从文学的观念和艺术的水准上衡量,赵树理创作较之他的前辈们,是个倒退,是从鲁迅、郭沫若、茅盾等现代文化的高层次,向农民文化的低层次的倒退。”这种批评是有问题的。很显然,批评者对赵树理的创作既缺少“了解之同情”,其观点又是线性历史进步观的产物。这样一来,就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

  赵树理1949年“进城”不久,就写出了首篇创作谈,其中的一番说法至关重要。他说自己既是农民出身又上过学,便既要与农民说话,也要与知识分子说话。但与农民说话时,一不留神就会带出“学生腔”,常常会被他们议论,“碰惯了钉子就学了点乖,以后即使向他们介绍知识分子的话,也要设法把知识分子的话翻译成他们的话来说,时候久了就变成了习惯”。请注意此处的“翻译”二字!赵树理要表达的意思是,实际上存在两套话语系统:其一是植根于古代士大夫传统,又经欧风美雨哺育出来的知识分子话语系统;其二是土生土长的民间话语系统。这两套话语原本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但赵树理试图让前者进入后者,让后者知晓前者。于是在两套话语之间,他便开始充当“翻译者”或“二传手”。又因为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农民基本上不识字,一心为农民写作的赵树理每每下笔,就不得不把故事化繁就简,以“说—听”而不是“写—读”模式确立自己的叙述方式,形成自己的表达体系。这就是“老百姓喜欢看”的由来。

  至于“政治上起作用”,赵树理的用心显然更为深远。例如,他之所以会去写《邪不压正》,是因为他在土改过程中看到“流氓混入干部和积极分子群中,仍在群众头上抖威风”,同时,“少数当权的干部容易变坏”。因此,他是“想写出当时当地土改全部过程中的各种经验教训,使土改中的干部和群众读了知所趋避”。很显然,这种现实关怀也是“政治上起作用”的题中应有之义。从这个意义上说,赵树理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家,也是批判现实主义作家。

  “我想在一个村子里和群众共事能共到走不开的程度”

  20世纪50年代,“深入生活”既是响亮口号,也对所有的作家构成了一种规约。现在看来,当年的“深入生活”业已形成两种典型模式,一种是柳青式的——直接到皇甫村落户;另一种应该是赵树理式的——户口虽在北京,但他常年“下乡”,以至于有人认为:“北京对老赵来说基本上是个旅馆。”“别人下去,目的都是为创作准备素材,是作为作家下去的;老赵去农村,则并不以此为目标,他是去农村参加工作,工作中发现了题材或问题,他会写东西,但绝不是为了写东西而下去。”

赵树理:与群众“共事”,写作才能“得劲”

  1951年12月,在老舍(右)家中,老舍与王亚平(中)、赵树理(左)正在讨论小说写作方法。 资料图片

  确实如此。1952年,赵树理曾写过《决心到群众中去》一文,表达自己要“长期地无条件地全身心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的愿望。从此往后,到上党地区“下乡”就成为他的主要工作。八年之后,他谈及“下乡”体会,侧重总结的是“久”即长期性的好处:久则亲,久则全,久则通,久则约。在他看来,深入生活不是到一个地方待个十天半月,走马观花,而是要长久地住下来。但住下来并非要旁观生活,而是要参与进去,投身其中,能与群众一起“共事”。他写道:“我想在一个村子里和群众共事能共到走不开的程度,就可以说是和群众的思想感情有一定程度的融洽了。”

  所谓“共事共到走不开”,就是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对于群众的事情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与群众的关系可谓“姑舅亲,辈辈亲,打断骨头连着筋”。这是深入生活的最高境界。而当赵树理对生活熟悉到无以复加,当村民说出上半句话,他便能猜到并能接出其下半句时,他就可以“下笔如有神”了。用他的话说,便是“写起来一联系到就是一嘟噜,往往会使人产生一点得劲之感”。“得劲”是晋东南一带的土话,也是赵树理的口头禅之一,其意应该是左右逢源,状态极佳,大有“能喝八两喝一斤”之势。现在看来,赵树理“赶任务”能赶出短篇名作《登记》和《“锻炼锻炼”》,写出长篇作品《三里湾》和《灵泉洞》,显然都与“得劲”有关。

  为什么赵树理能“深入”到如此地步?原因无他,关键在于他对农民爱之深,情之切。当其他人需要来一番“思想改造”才能走近农民时,赵树理却根本不需要这一过程,因为他本来就是农民中人,或者用文学评论家的话说,农民已是赵树理的信仰。因此,在他那里,不但不存在“小资调”的被改造问题,他还一直怀有某种野心和冲动,想用农民文化去改造知识分子文化。他的成就与局限,或许都与他这种明里暗里的“改造”之举密切相关。

  “不是为了写作才去体验生活;惟其是自己的生活,所以他才有许多话要说,说得那么好”

  赵树理也有写得“不得劲”的时候,尤其是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他的文学作品不太多,即便勉强写出《套不住的手》《卖烟叶》等短篇,似乎也写得很吃力,很不得劲,用孙犁的话说,“他的创作迟缓了,拘束了,严密了,慎重了。因此,就多少失去了当年青春泼辣的力量”。

赵树理:与群众“共事”,写作才能“得劲”

  根据赵树理小说《小二黑结婚》排演的同名歌剧,广受好评,传唱至今。图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歌剧院排演的歌剧《小二黑结婚》。 资料图片

  赵树理的“晚期风格”确实令人深思,原因说起来很复杂。赵树理既是作家,同时又是农业专家,而在他心中,其实他并没有把前者放在最高位置。尤其是当他“下乡”之后,写作之事便退居二线,农村工作则成了他心头的重中之重。康濯曾经听他说过:“写一篇小说,还不定受不受农民欢迎;做一天农村工作,就准有一天的效果,这不是更有意义么!”这也就是说,在那个农民还缺吃少穿的年代里,赵树理始终把生产“物质食粮”看得更重,它的价值远在“精神食粮”之上。

  而从上世纪50年代初期开始,大写英雄人物的主张也给赵树理造成了不小压力,带来了不少困扰。他所熟悉的是旧人、旧事、旧人物,于是“糊涂涂”“常有理”“铁算盘”“惹不起”才能在他的笔下活灵活现,但社会环境却要求呈现先进人物的精神风貌。赵树理告诫青年作者:“不是为了写作才去体验生活;惟其是自己的生活,所以他才有许多话要说,说得那么好。认真生活的人不会异想天开地在笔下出现不真实的情况。”他既然会如此开导青年人,本人就更要严于律己。

  因此,在我对赵树理的关注中,还存在一个从“赵树理方向”到“赵树理精神”的位移过程。如果说“赵树理方向”侧重释放一个作家的引领功能,那么“赵树理精神”则重在昭示一个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只有让两个赵树理互通有无,让“方向”和“精神”相互参证,我们对赵树理的理解才能全面、丰富、细致和深刻起来。

  《光明日报》上的赵树理足迹

  ●1949年7月29日,刊发消息《赵树理的小说在苏联受到好评》指出,七月二十日出版的苏联新时代杂志登载斯维特洛夫与乌克兰切夫论赵树理作“李家庄的变迁”的书评。作者说,“李家庄的变迁”“是以艺术的形式,描绘了近十五年来中国巨大变化的历史,表现了人民群众和他们忘我奋斗的日程,它的力量和动人之处就在这里”。

  ●1952年5月24日,刊发赵树理的文章《决心到群众中去》,他提到写旧人旧事时,“到田地里作活在一块作,休息同在一株树下休息,吃饭同在一个广场吃饭;他们每个人的环境、思想和那思想所支配的生活方式、前途打算,我无所不晓;当他们一个人刚要开口说话,我大体上能推测出他要说什么——有时候和他开玩笑,能预先替他说出或接他的下半句话。我既然这样了解他们,自然就能描写他们”。

  ●1978年10月15日,刊发马烽的文章《忆赵树理同志》,文章指出,提起赵树理来,大人小孩都熟悉。他们告诉我:老赵在这里蹲点的时候,正是大办农业社的那阵子,他不仅参与办社的大事,连改革农具、修补房屋、调解家务纠纷等也都参与,而且是认真地帮助解决这些问题。吃饭的时候,他常常是端着饭碗在饭场上和农民们聊天,也常常和喜爱文娱活动的人们一块唱上党梆子。谁都不把他当作家看待,而是看作他们当中的一员。

  ●1985年8月1日,刊发报道《赵树理在这儿迈入新天地——访长治一中》,报道指出,据当年接触过赵树理的山西省原副省长王中青等人回忆,刚从百里外的沁水老家来到四师时,赵树理不修边幅,一副乡巴佬的样子。课堂上,他不时躲避着老师的目光,看些古今中外的课外书。在三四个学生合住的小屋里,他的坑头全是书报杂志,晚上睡觉时,需把书刊往里推才躺得下来。他沉默寡言,喜欢在屋里踱来踱去思考问题。

  ●1994年9月26日,刊发雷抒雁的文章《忽然想起赵树理》,文章指出,赵树理是从农村土生土长起来的作家,熟悉农村生活、农民文化需求以及农村的文化形式。也许是他压根儿就没想过当一回“贵族”,所以,虽然进了城,虽然和许多有洋文化、士文化的饱学之士交了朋友,却从未改为农民写作的初衷。

  ●2004年12月9日,刊发消息《“赵树理文学奖”倡导现实主义创作精神》,报道指出,“赵树理文学奖·长篇小说特别奖”启动。它将重奖密切关注当下现实生活和时代变革、代表民众利益和诉求、深刻揭示社会问题和历史走向、有深厚思想内涵的长篇小说。

  ●2006年12月15日,刊发梁鸿鹰的文章《文学呼唤新时代的赵树理——简评长篇小说〈河套人家〉》,文章指出,赵树理从60年代中期大学毕业后,一直工作生活在河套地区,他的小说,从来没离开过河套地区这个大舞台。《河套人家》是他长期体验、厚积薄发的成果。

  ●2020年10月29日,刊发杨延峰的文章《赵树理小说在日本》,文章指出,1947年,侨居我国多年的日本女翻译家伊藤克,第一个向日本民众译介了赵树理的早期作品。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小野忍、竹内好等人也相继对赵树理作品展开译介和研究工作,最终形成了日译赵树理作品的高潮。1952年至1958年,日本翻译出版了30多种赵树理作品。

  《光明日报》( 2021年09月08日 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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