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再作为异国奇观的伊朗电影

  【开栏的话】

　　第22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以来，展映影片陆续在全市47家影院开画。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不仅实现展映片数量扩容，更强调在展映单元开阔视野。借此机会，影迷们补经典老电影的课，零时差跟紧欧洲三大影展的步调。展映选项充裕了之后，选片和策展怎样让观众了解电影更加多元的风貌和辽阔璀璨的风景？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作出进一步尝试，在“聚焦地球村”展映单元中突出亚洲电影的能量——看伊朗、印度、泰国等一众亚洲国家，如何在电影创作中输出“别样的声音，别样的世界”，如何深刻影响并改变着世界电影格局。

  左图：《梦之城堡》海报。右上图：《三张面孔》剧照。右下图：《弥留之际》剧照。

  作者：柳青

  伊朗电影在过去的20多年里起码掀过两次高潮，第一次是阿巴斯的《樱桃的滋味》获戛纳影展最佳影片金棕榈奖，第二次是法哈蒂的《一次别离》接连拿下柏林影展最佳影片金熊奖和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阿巴斯以亚洲人的身份，给当代欧洲电影带去莫大启发。他是为数不多真正推动了电影语言边界的大师级导演，可惜他在创作能力仍活跃的时候，死于一场医疗事故。阿巴斯故去，法哈蒂越来越成为一个“欧化”的导演，现在进行时的伊朗电影是什么样的风貌？

  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地球村·聚焦伊朗”展映单元，让观众看到新一辈的伊朗导演通过电影正面强攻现实，在类型化创作中，脱离西方视角的异国奇观。

  从童年视角转向性别议题

  入围金爵奖主竞赛单元的伊朗电影《梦之城堡》，主角是一对小兄妹，因为母亲重病，阔别许久的父亲重新出现在他们的生活中。

  片中沉郁的小哥哥和古灵精怪的妹妹，不免让人想到《何处是我朋友的家》《小鞋子》《白气球》里的小主角们。上世纪80年代末之后的十多年，伊朗输出的电影以儿童题材占多数，这个特殊传统的形成，是当年的伊朗电影人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

  时过境迁，伊朗电影产业随国内环境变化，题材的边界和破题角度都在不断开阔。《梦之城堡》虽然借用儿童片的框架，但视角是父亲的，他从家庭生活中缺席许久后归位，顶替起世俗认为应由女性承担的养育者职能，在“想象母亲怎样为孩子造梦”的过程中，他经历了对妻子的认知、了解。这个剧作策略，是从童年视角转向了性别议题。对比30年前伊朗电影人借童年叙事委婉地“比兴”，当下的伊朗电影能用各种类型片直接探讨社会话题，性别议题就是其中之一。

 “聚焦伊朗”单元展映的《我的大二生活》，在“年轻女孩友谊”的框架中，展开一个女孩见招拆招地应对母亲、妹妹、同性友人，以及男性世界甩给她的难题。《铿锵玫瑰》结合体育题材和喜剧类型片，女足队长好不容易带队打进国际比赛决赛，却遭遇分居中的丈夫拆台，不让她出境，求助于专业机构时，又被男性领导暗中使绊。拉远了看，这是老娘舅式的喜剧，离婚官司打得一地鸡毛；凑近看，这是思考女性地位的正剧，女性在自我实现的拼搏中，最难打破的那层天花板不是“自己”，而是拖后腿的男人。《肚中货》以更激进的方式抛出了“男人，还是女人”的问题，主角是个男人，但内心的自我认同是个女人，最后，他确实变成了她。

  城乡差异取代田园牧歌

  大约十年前，一位在北美执教的伊朗裔教授提到，诸如《小鞋子》《天堂的颜色》这些在海外市场票房很好的伊朗电影，试图打破偏见的同时也造成了新的偏见。欧美大众对伊朗的认知是电影里的田园牧歌，但真实的伊朗在城市化进程中，不得不应对城市移民、城乡差距、贫富差异等困扰，这类主题却因内外交困的缘故没法“走出伊朗”。

  十年前的这个观察有中肯处，然而时至今日，也得作些修正，因为伊朗电影当下的风貌已不同于当时。入围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亚洲新人奖单元的《弥留之际》，把福克纳原作中几十段内心独白的意识流文本，重构成家庭秘密和亲情危机缠绕的伦理剧。“聚焦伊朗”单元展映的《暗室》，在“孩子是否被侵犯了”这个悬疑框架里，铺陈了德黑兰城郊小区的众生态——城市青年的经济困境，不同阶层之间的试探、防备和误会，离经叛道者的情爱和婚恋……各种城市化泥沙俱下的问题都被抛到台前。

 “官方推荐”单元的《三张面孔》是伊朗导演帕纳西的新作，帕纳西在《出租车》里用了伪纪录片的形式，《三张面孔》仍然暧昧地介于真实和虚构之间，一个导演带着女演员离开德黑兰，前往伊朗和土耳其接壤的边关村镇，去寻找一个用视频发出求救信号的女孩——导演用开放的形式，呈现了城外黄土高坡上，淳朴和愚昧一线之间的乡村景观。帕纳西虽带着知识分子的精英视角，但他既不简单地批判乡村道德，也不在城乡之间设置二元对立的选择。片中女明星大方亮出身份，和村民们聊起她主演的电视剧的结局，这个段落非常重要，流露了创作者的自省：世界是不平整的，电影这种媒介能做的一点微小的事，是让不同处境、拥有不同视野的人们在一起，交流讨论。（柳青）